潜隐的一代大儒扬雄
朱文杰
认识西汉赋学大家扬雄，始于上初中课本上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其开篇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让我始终奉为第一等好文佳句，而后边联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中，与“诸葛大名垂宇宙”的诸葛孔明并列，号“西蜀子云”的扬雄，曾引起少年时的我，强烈的好奇。
年9月15日中国邮政将发行的《中国古代文学家（第三组）》邮票，共4枚，分别是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其中班固为陕西扶风人，司马相如和扬雄虽都是西蜀之人，但这两位并称“马扬”的赋家，都曾入长安，在长安生活了不短的时间。司马相如二入长安，曾家居茂陵，在长安生活了近二十年；杨雄则在长安过了三十多年，曾入汉长安城校书于天禄阁，并有坠此阁自杀的经历。他们的代表作中：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谏猎疏》、《长门赋》、《大人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解嘲》、《逐贫赋》都是反映西汉皇都长安的生活。他们在长安成名，在长安辞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都是在长安创造的。所以，集邮者所追踪的邮票人物的原地，司马相如、扬雄、班固三个人都离不开陕西和长安。
笔者后来上大学，读中国古典文学，才知道扬雄不仅是汉赋“四大家”之一，还身兼文学家、思想家两种身份。《三字经》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五子即：荀子、扬子（雄）、文中子、老子、庄子。文中子为王通，隋代大儒。
王充说扬雄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扬雄是“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是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所以世人有“孔孟荀扬”之说，而“扬”指的就是扬雄。
如此之高评价，因了笔者之浅薄，偶然闻之当然惊异。我曾请教过一些小有名气的学者、教授，而他们对扬雄一代大儒身份也不甚了解。因少为人知，则更让我惊异了。王充《论衡?案书》曾评价扬雄：“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看来，百世之后也未必“显”。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本姓杨，易姓为扬，也称杨雄、扬子，字子云，汉族。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扬雄是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说的就是他们俩人。
扬雄最服膺司马相如，《汉书?扬雄传》载：“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汉家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之赋比肩相类。他写汉长安的《甘泉》、《羽猎》诸赋，文彩焕然，气势磅礴，最是弘丽温雅。
我还喜欢他的一些自述情怀的几篇赋作，《解嘲》是一篇散体赋，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写他不愿趋炎附势，而自甘淡泊，一心创作。无情地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
《逐贫赋》是扬雄晚年的作品。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入长安前的扬雄家贫，“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曾是一位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因之他抱怨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新颖有奇趣，且笔调诙谐，文中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
扬雄以奇丽的诗赋文章丰富了中国文学。他对文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创造了一种后来被称为“连珠”的文体，“所谓连珠者，……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鉴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见而可悦，故谓之连珠。”（傅玄语）《文心雕龙?杂文篇》载：“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仅此功绩，也当垂名文学史矣。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却一改初衷。甚至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而轻贱到“壮夫不为”的地步。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其对辞赋看法变化之大，有他历经四朝，遭遇王莽纂权专政等世事巨变，波折坎坷不绝，带给他的心灵创伤的烙印，反映了他对辞赋粉饰太平，为皇权服务歌功颂德的厌倦，仅是“欲讽反劝”而已。当然其中也有他对自己的批评和反思，以及思想升华，世界观的转变带给他的清醒。
但二千年后的今天，写赋的文人们，仍然是多以赋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我曾对这种媚世邀宠，缺失了批判精神的赋，评价说：这种赋称为“颂”，还差不多。
后来，扬雄转而研究哲学。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经书为典范。并刻意模仿《论语》创作《法言》，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产生了不小的积极影响，如韩愈言自己：“所敬者，司马迁、扬雄”。他还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东汉张衡赞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有专家认为《太玄》是伏羲画卦以后唯一一个根本改变八卦理论的大著。
《太玄》、《法言》二书，尽管是对《周易》、《论语》的模仿，但其中不乏新见，自有独创之工和独特体系，蕴含了对《周易》与《论语》的一定超越。
他曾著《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成为研究古代语言最早的学者之一。他是当时的奇字专家，是国家整编规范汉文字语言的组织者。当时国家有两部汉语言文字的范本，就相当于今天的字典词源文本，一是据说是秦李斯等编篡的《仓颉篇》，二就是扬雄编辑的《训纂》，非常遗憾的是，这两部汉语言文字典籍现在都已经佚失。而《方言》却传存下来，这是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最早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也是今天人们研究汉语言的必不可少的典籍。而杨雄，殚精竭虑，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
笔者也十分赞赏杨雄在人性论上的观点，他于《法言?修身》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扬雄是一位十分渊博的大学者，他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技艺）”。上通天文，下明地理，中习人事，正是他自身的写照。他一生著述，宗孔孟，倡儒学，纯道统，从本体论上丰富了儒学思想，可以说当年独步儒林。桓谭评他“不诡于圣人”，意思说他比先秦诸子更伟大。北宋孙复说：“自汉至唐，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瘦妖艳邪侈之辞。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唯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说他在反对今文杂说、黄老余论，捍卫孔子儒学的纯洁性这一点上，可与董仲舒、王通、韩愈齐名。
根据唐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记载，扬雄是续司马迁《史记》的第一人和唯一的人。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很可能是经过扬雄编撰的作品。扬雄堪称半个史学家。
天禄阁在未央宫北部，是西汉时期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的典籍之府。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成帝时，曾命刘向等许多学者在这里对前代图书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和校勘。辞赋家扬雄也是在天禄阁上，开拓了他的专业领域，而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天禄阁之西一里有石渠阁，也是西汉时期国家重要收藏图书的典籍之府。扬雄不惑之年时，因怀才不遇，便借口小时候没好好学习，现在急欲补充汉赋华赡富丽的营养，得以在石渠阁埋头读书，因而潜心创作出了《太玄》，而成就大名。这石渠阁遗址曾出土“石渠千秋”瓦当，有拓片传世。
天禄阁与石渠阁成就了扬雄，但天禄阁也见证了晚年他的苦闷、徘徊、失意和绝望。王莽专权暴政时一桩献符命之亊件，牵扯到了扬雄，而当狱吏来抓他时，不愿受辱的他，就从天禄阁上跳了下去，几乎摔死。事后才弄清楚，扬雄对此事并不知情，王莽便有诏勿问。扬雄逃过此劫，反又被召为大夫，但从此口不言世事。
扬雄跳阁事件，早已灰飞烟灭，但天禄阁遗址尚存。至今在西安未央区未央宫乡小刘寨村，依然留存着高达十米的夯土台基。可是这里沒有任何纪念一代大儒扬雄的祠堂、纪念馆和标识。正如一千多年前初唐的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说的：“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令人惋惜痛惜。
失意，以穷居著书的扬雄，实为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化大家，他在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众多且深沉。虽然他去世多年后，其名终显，但其后又被人淡忘。可以说，他是以较为潜隐的形式影响着后世中国文化。
所以，扬雄成为了中国潜隐的一代“大儒”。
、8、22---24于长安龙首苑
朱文杰：年生于西安，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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