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时期“遒”
作为文艺批评概念的四种意义
作者简介
李飞,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摘 要:六朝文艺批评中的“遒”,不能一概解释为“劲健”。“遒”概念在文艺批评中的流行,是受到当时士族品评人物的影响。士族以“遒”品评人物,乃其本义“急迫”的引申,但这种引申因为门阀士族的好尚趣味,其重点不在生命力强度的刚健雄劲,而在其精神向度的高蹈远扬。这种用法进入到文学批评,“遒”在“劲健”义之外,又有“卓拔”义,后者应用尤为广泛,因其最能代表魏晋名士风度,故又引申出“美好”之义。三义可单独使用,有时不能兼容,但因其都根于“急迫”之本义,表征艺术家生命力在作品中的流动贯通,故又经常纠缠结合在一起使用。除此之外,由“遒”本有的“终”义又引申出一种特别的用法,即表示作家风格之大成,不与前三义相混。六朝以后名士风流渐次沦歇,“遒”之四义在隋唐虽然还有沿用,但最终只有“劲健”义保留下来,如以此一义反观六朝文艺批评,则扞格难通处自不在少。理清六朝时期“遒”的这四种含义,有助于我们对当时文艺批评中“遒”的真实理论内涵、其实际批评的具体作家作品风格、与“遒”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如风骨等,作出更准确的理解与把握。
关键词:遒;劲健;卓拔;美好;大成
一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论王粲赋,称:“仲宣靡密,发端必遒。”范文澜注:“发端,唐写本作发篇,是。严可均《全后汉文》辑粲赋有《大暑》《游海》《浮淮》《闲邪》《出妇》《思友》《寡妇》《初征》《登楼》《羽猎》《酒》《神女》《槐树》等赋,虽颇残缺,然篇率遒短,故彦和云然。”斯波六郎驳之曰:“‘发端’或是‘发篇’,都是作品发端之意,所谓‘发端(篇)必遒’,应解为作品之发端应遒劲之意,非谓‘篇率遒短’之意。”诚如斯波氏说,“发端”或“发篇”均不能指全篇言,且粲赋既多残缺,又安能必其“篇率遒短”?故后来注家罕有从范说者,而多同斯波氏说解为遒劲、遒健、刚劲有力。范注何以作出如此迂曲之解释?或许是因为,如果遵从大多数注家的意见,则不免与王粲作品予我们的印象完全相悖了。
王粲的辞赋,并不以刚健强劲见长,毋宁说这正是他的弱项,这是时人及后代的公评。曹丕谓:“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李善注云:“《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气弱谓之体弱也。”王运熙、杨明谓:“体弱即禀气弱少之意,指文章风格不够生气蓬勃,强健有力。‘不足起其文’,言文采斐然,而生气、劲健则不足。”以其辞赋代表作《登楼赋》为例,明杨慎评云:“此篇首云‘登兹楼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销忧’,结复云‘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欲销忧而忧反炽,语短意深,固自凄恻。”清人周平园评云:“前因登楼,而极目四望,而动其忧时感事,去国怀乡,一片愁思。首尾凡三易韵,段落自明。行文低徊俯仰,尤为言尽而意不尽。”今人瞿蜕园评点此赋:“开端表示为了消忧而登楼,结尾表示为登楼反而更引起愁闷。前后照应,一丝不乱,文气从容,不露筋骨。曹丕评论他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这里所说的所善,也正是指他的从容柔曼的长处而言的。”综合前人的意见,王粲此赋的特点,一是结构谨严,而不显刻意,这大概就是刘勰所说的“靡密”;二是情真辞婉,低徊俯仰,语短意深,从容柔曼。这与刚健强劲,恰恰相反了。
王粲诗的风格与辞赋相近,也可为佐证。钟嵘评粲诗云:“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发愀怆之词”言其情感真挚,“文秀”言其文采斐然,是其优点,“质羸”则言其气骨羸弱,是其缺点。王粲的优缺点在同刘祯的比较中表现最为明显,如胡应麟谓:“公干才偏气过词;仲宣才弱肉胜骨。”刘熙载云:“公干气胜,仲宣情胜。”刘祯偏刚,王粲近柔。王僧孺称“仲宣病于弱”,即将气骨靡弱视为其整体风格的缺点。这样一位作家,说他的赋每篇开头都刚健有力,恐无是理。斯波六郎或亦有见于此,故曲为之说,“‘发端必遒’是批评作者之可能性”,“应解为作品之发端应遒劲之意”。但刘勰的这一评价很明显是实然之描述,而非应然之期许,斯波之说难以成立。因此范文澜“遒短”之说固是曲说,流行的“遒劲”的解释亦扞格难通。其实不止此处,在后面的讨论中会看到,六朝时将“遒”理解为劲健的偏阳刚风格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成立的。我们必须寻求更合理的解释。
二
《说文·辵部》:“逎,迫也。从辵,酉声。逎或从酋。”这是“遒”的本义。后因“急迫”的本义引申为“刚健强劲”,这一引申,就发生于六朝时期。《文心雕龙·风骨》篇:“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即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遒”字,这也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用法。但六朝时人对“遒”字并非只有这一种用法,在“急迫”本义的引申上,他们更早、更多地不是用来形容生命力强度的刚健强劲,而是强调其向度的高蹈远引。一个直观的证据,就是当时“遒”很少与“劲”“健”组合成词,更习见的是“遒上”“遒迈”“遒举”“遒拔”“遒逸”“遒越”等目。雄浑劲健是遒,飘逸超诣亦是遒,不必壮言慷慨,乃称遒也。这种用法的形成,与当时门阀士族的爱尚有关。
六朝士人喜用“遒”品评人物。《世说新语·赏誉》:“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龚斌注云:“此句难解,诸家无注。兹试解之:在林泽中者,谓隐居山林中也。遒上,指精神劲健旺盛。”“旺盛”犹可,“劲健”则似稍有未安。王羲之意谓,即便是在山林隐逸之中,谢万也称得上是“遒上”。但如以“劲健”释“遒”,则隐逸之士本不以“劲健”见长,此句犹谓:“即使是在穷汉里面,他也算得上是有钱人了。”逻辑难通。只有“林泽”与“遒上”有必然的亲缘联系时,王羲之的这个评价才算是“赏誉”。
“遒”“上”连文,义实相近。玄学名士特别看重“上”,庾亮目庾敱:“神气融散,差如得上。”王澄赞其子王微“风气日上”,司马道子目王恭“亭亭直上”,世目谢尚“自然令上”。谢安称郗超“故自上”,刘孝标注:“言超拔也。”王导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余嘉锡谓:“言见谢尚之风度,令人意气超拔。”故知“上”者,自然高迈,超拔于俗也。这正是“林泽”与“遒上”的内在联系。
“遒”的这种精神高蹈、拔出流俗的意义,在下面这条材料里看得更清楚。《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高坐别传》:“和尚天姿高朗,风韵遒迈。丞相王公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风韵遒迈”,《出三藏记集》作“风骨迈举”,《高僧传》作“风神超迈”,可知此处遒与举、迈、超意义相近,乃是精神高蹈之义,《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后续有“直尔对之,便卓出于物”之语,即形容其精神超拔出俗之风韵。王导“以为吾之徒也”,“遒”作为高僧、名士同气相求的精神津梁,尤可见出其中绝无刚健强劲之义。盖玄学名士看重生命力之充溢发扬,但此种发扬贵在自然神俊,高迈超然,而不在力量的强大给予他人的压迫感。《世说新语·谗险》:“王平子(王澄)形甚散朗,内实劲侠。”“散朗”则有“林下风气”,“劲侠”则非名士所尚,二者恰成对立。《晋书·杨佺期传》称佺期“沉勇果劲”,在将家虽是佳评,然将家本为名士所轻,故佺期门地虽高,不为时人所重。谢万以如意指诸将谓“诸君皆是劲卒”,其意态可见。英雄之士如祖逖、刘琨、王敦、桓温等,以名士而兼豪杰,当时名士虽许其可人,然终非同调。如王敦,“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虽亦迥出流俗,然其“豪上”“雄爽”,究不同于高僧、名士之“遒迈”“遒上”,故王敦与名士(谢尚)相较,终不免“田舍、贵人”之诮。又如桓温,虽亦是清谈中人,王述、谢奕轻诋为“兵”,刘惔戏呼为“老贼”,精神意态,究有差池。故晋人“遒上”“遒迈”之评,重点不在生命力量的刚健强劲,而是精神气度的高拔卓出。当然,力不足者不足以高举,但力足者亦可不高举,或任重致远,或矫厉独行。人物品评中“遒”的这种意涵,是魏晋名士风度在语汇的一种凝结。
魏晋清谈人物风气虽渊源自东汉末的太学清议,但其精神意态却已大异。党人抗愤婞直之风至魏晋已罕可复睹,不再强调依仁蹈义、舍命不渝的精神气概,由刚大正直转向迈世高蹈,这一转变可举一个直观的例证。《世说新语·赏誉》:“世目李元礼(李膺):‘谡谡如劲松下风。’”《言语》:“刘尹(刘惔)云:‘人想王荆产(王微)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皆以“松下风”品评人物,然李膺、王微二人风格相去悬绝。叶梦得释云:“微自非元礼之比,然萧瑟幽远,飘拂虚谷之间,自是王微风度。而力排云雨,撼摩半空,此非元礼,谁可比拟!山居常患无胜士往来,每行松间,时作此想,便觉二人相去不远。”叶氏“二人相去不远”的结论显属牵强,但他对李、王二人“松下风”的不同却解释得很清楚。劲松下之疾风,凌厉摧折,以喻李膺风格峻整,名节矫然,如叶氏所云“力排云雨,撼摩半空”;王微“萧瑟幽远,飘拂虚谷之间”,自是出尘之慨。《世说新语》还有一处以“松下风”喻人。《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萧萧肃肃,爽朗清举,高而徐引,都是形容精神气度的清疏高跱,而非力量的劲健矫厉,一“徐”字尤可见出二者之差异。可见虽都是以“松下风”品评人物,其中包孕的时代精神却已截然不同。东汉末以下士人皆高自标持,但魏晋以后逐渐丧失了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精神内核,则其高自标持,末流不过以门第骄人而已,其精神力量已不免萎弱。既无刚大正直之气作为根柢,晋人之“遒上”“遒迈”偏重于力量之向度而非强度,固有老庄玄学作为理论基础,然亦有其不得不然。
魏晋人的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南北朝甚至隋唐。《梁书·王规传》载萧统《与湘东王绎令》曰:“威明(王规)昨宵奄复殂化,甚可痛伤。其风韵遒正,神峰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文辩纵横,才学优赡,跌宕之情弥远,濠梁之气特多,斯实俊民也。”“遒正”,《南史》作“遒上”,当从《南史》。“神峰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即是“上”义,“濠梁之气特多”,尤足证此一评价沿自玄学名士传统。流风所及,北朝亦受其影响。《魏书·元澄传》:“萧赜使庾荜来朝,荜见(元)澄音韵遒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遒雅秀逸,以文见美,此“遒”显无干于劲健,而正是魏晋名士之风。
“遒”也可以用作负面评价。《北史·崔传》载:“(崔)有文学,伟风貌,寡言辞,端嶷如神,以简贵自处。齐神武(高欢)言:‘崔应作令仆,恨其精神太遒。’”精神太遒而不能作令仆,如以“劲健”释遒,则颇不可解。详审文义,“精神太遒”,当是指崔“端嶷如神,以简贵自处”而言。本传又言崔“以籍地自矜”,高自标置,不为众人所附,故不得为令仆。前引谢万以如意指诸将谓“诸君皆是劲卒”,《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遗书谢万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迈往不屑”即是“精神太遒”,难“俯同群辟”,故不能为令仆。可见“遒”从正面讲是拔俗,从负面讲则是傲物,“遒”的这一负面意义,更能看出“遒”所具有的“高蹈”之义。
晋人所赋予“遒”的这种意义,甚至使得“遒”有了脱离了具体批评语境而内置于自身的“高卓”之义。陈姚最《续画品录·序》:“或弱龄而价重,或壮齿而声遒。”??这个“遒”,翻译成“急迫”“劲健”,都有未安,王伯敏译为:“有的到了壮年才有很高的声誉。”也只有在魏晋名士人伦鉴识的语境里,“遒”所具有的“高”的含义才易于被理解和接受。
三
以上阐明了魏晋名士在人物品评中所赋予“遒”的“卓拔”的含义,这一含义也随之进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因与玄学名士的血缘关系,“遒”首先应用于与玄学相关的著作。《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士传》云:“(郭)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清”“遒”对举,俱是玄学名士趣味,郭象注大畅玄风,其“旨”之“遒”,显然也无关于刚健强劲。刘孝标注又引《竹林七贤论》论向秀注,正是“遒旨”的最好说明:“(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使人超然振拔,即所谓“遒”。《世说新语·赏誉》:“殷中军(浩)与人书,道谢万‘文理转遒,成殊不易’。”注家多以“刚劲”释“遒”,恐有未当。谢万“为自遒上”,其“文理转遒”亦当从超然高迈这一意义上来理解,言其理尚玄远,才藻奇拔。可知玄学之“遒”,形之于思理,亦见之于文辞。
玄学使人超然振拔,虽主要在“理”之“遒”,但终须经由“辞”之“遒”才能最终实现出来,于是“遒”得以逐渐摆脱其内容上之限制,作为作家生命气韵之外化,成为一较纯粹的文学风格术语。前引《文心雕龙·风骨》:“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这里的遒,当然首先是指力之强劲,但同时也包涵着力的向度的卓拔之义,理由有三。首先,刘勰喻单具风骨而无文采的文章如鹰隼,“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力的劲猛,不在鹰击毛挚,而在高飞戾天,其强度服务于向度。刘勰理想的“文笔之鸣凤”,是“藻耀而高翔”,相较于鹰隼的骨劲气猛,显然更偏重力的向度而非强度。其次,刘勰举司马相如《大人赋》为“风力遒”的典范,学者多以为不易索解。王运熙指出,刘勰的举例,非从思想内容,而是就艺术风格与艺术感染力量立论。但司马相如的整体风格,刘勰评为“洞入夸艳”“理不胜辞”(《才略》),很难与刚健强劲联系起来。王先生解释道,“司马相如的辞赋,其特色是文辞繁富艳丽,比较起来,《大人赋》的风貌却是远较其代表作《子虚》《上林》为清明,有飞动之致,符合于‘风清而不杂’的标准,所以《风骨》就特别加以赞美了。”然而“有飞动之致”“清而不杂”,也并非就是雄劲刚健,倒接近于高蹈飘逸。这里还应结合王先生所说的艺术感染力量并观。相如“气号凌云”,是指“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从讽谏的初衷而言《大人赋》是失败的作品,但从艺术感染力量上讲却极为成功,其艺术效果竟能与作者创作意图背道而驰,所谓“劝而不止”。汉武之“缥缥有陵云之志”,正如前引谢尚之风度“恒令人得上”,又如郭象之“清辞遒旨”令人超然振拔。最后,刘勰以“骨髓峻”与“风力遒”对举,“峻”亦是高义,且亦是玄学名士喜用的人物品评概念。如李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又如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与前引崔“精神太遒”而不能俯同群辟相类,“遒”“峻”义当相近。此前对于风骨的研究主要